编者按：2014年8月，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先生在青岛举办的第九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经典战略思维及中美关系未来挑战“演讲。经陆克文先生授权，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首先，我要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孙子兵法研究会，邀请我来青岛，在第9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我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因为我并不曾在军中服役，我也非军事战略专家（尽管我父亲参加了反日战争；我哥哥参加了越南战争）。

但我作为中国的学生，已经35年了。

我也担任过澳大利亚的总理和外交部长。

无论作为学者或者政治家，我对中国都一直兴趣浓厚。

所以，我还是欣然受邀，来美丽的青岛参加这个会议。

新型大国关系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过程，我非常关注也很了解。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方面的核心政策。

 

我去年4月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强烈支持中美一道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据我所知，习近平主席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四点：

一、不冲突，

二、不对抗，

三、相互尊重，

四、合作共赢。

我支持习近平主席的理由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21世纪的亚洲，不应该重复20世纪欧洲犯过的错误。

在亚洲，我们可以选择和平的未来，而不必重复欧洲的战乱。

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尤其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要知道，在新兴大国开始挑战守成大国的时候，往往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历史上如此例证不胜枚举：从早先的雅典和斯巴达，到最近的英国与德国，以及德国与俄罗斯。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著名教授 Graham Allison博士曾经告诫我们：史上15次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其中11次都不幸导致战争。

由此可知，我们要在亚洲地区保持和平并非易事。

但我坚信，在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大家共同的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在亚洲保持和平是绝对有可能的。

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好地容纳亚洲各方的价值和利益，以此避免冲突和战争。

但让人担心的是，人们常常忘记战争的可怕。

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

谈到战争，我们不得不谈到孙子兵法。

谈及孙子兵法，我们则须理解其历史和哲学背景。

对于孙子兵法形成的年代，学者们尚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是孙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所著。有些人认为是公元前3到4世纪由他人所编。

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明白，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年代。

在夏、商、西周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割据年代。自春秋（公元前771年）以降，越来越多的独立国家开始脱离周王朝的封建统治。至约公元前5世纪，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至221年）。

在此后的约250年时间里，数百个小国，逐渐演变为七个主要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秦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

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孙子兵法形成于一个充满战乱的年代。

正如孙子兵法开篇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的哲学语境

然而，孙子兵法并非治国方略，

其亦非道德哲学。

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

那500多年间，中国主要哲学流派形成：儒，道，墨，法等等。

儒家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等级制度。

义，孝，礼，仁均系此等级社会的规约原则。

道家，相对而言，关注个人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道德经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许多学者官员，外尊儒术，内修道家（还有后来的佛家）。

墨子，有别于众多其他学说，则强调兼爱，与非攻。但墨家很遗憾未能在中国兴盛。

而从西方对李斯，韩非子，和管子著作的解读，法家被看做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儒家和道家强调道德价值和社会美德，是国家稳定的前提。

法家则认为清楚明白的法律和规则，更能维持国家的稳定。

最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这自然是法家的胜利。

依如上分析，在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中，孙子兵法与法家最为契合。

但亦不能认为其他诸子百家不谈军事。那个时代确是“无子不谈兵”的。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哲学系统和文化源流里，孙子兵法主要还是被看做是一部兵书，而不能代替诸如儒家所提供的哲学系统，道德价值和政治制度。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再谈孙子的时候，必须对价值追求、建设政策等宏观问题，和实际具体的战略选择问题，做出区分。

当然，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两者同样重要。

孙子兵法与其他兵书

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文献。它是武经七书之一，其他包括：

•《六韬》

•《司马法》

•《吴子兵法》

•《尉缭子》

•《三略》

•《李卫公问对》

当然孙子兵法是这其中的集大成者。

但其他兵家著作亦常常被引用。

比如，习近平主席就常常引用司马法。

在习近平主席近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包括今年3月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今年6月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以及今年7月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讲话），他都引用了司马法的名言：“国虽大，好战必亡”。

习近平主席的用意在于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熟悉中国历史文献的人都知道，此司马法引文的下半句即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当然是肯定了保家卫国的军事准备的重要性。

这样看来，司马法一方面强调对和平的追求和国家自身的良好治理；另一方面，也重视保家卫国的军事准备。这是很好的平衡。

诚如司马法的开篇所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

司马法也很清楚地区分了国家在治理和军事方面的任务。

司马法有云：“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

故而在研习孙子兵法之时，我们也应特别注意到这个重要的区分 —— 相较司马法，孙子兵法并没有很清楚地作出这个区分 —— 所以，我们须明白孙子兵法之用意不在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提供一个哲学框架。

孙子兵法，据我的理解，主要是一本关于如何打仗的书。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孙子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第3章第2节）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第3章第6节）

第二，孙子兵法第一章，“计篇”强调了一个清晰的战略，对于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性。

第三，孙子强调择人任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第5章第21节）

第四，孙子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第3章第18节）

第五，关于用兵，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第7章第15节）

第六，关于结盟，孙子强调 “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第7章第12节）；反之，孙子强调：“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想扶”。（第11章第15节）

第七，孙子兵法里充满了“诡道”之教。这些之于打仗，是至关重要的。

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这些原则只有少数统治者们可以研习。现而今，孙子兵法举世皆知，恰如克劳塞维茨和马基雅维利的战争理论。那么，尽管在战略战术执行方面一国还可通过训练演习取得优势，但在具体战略和战术知识方面早已无秘密可言，且战略战术具体构成也已不能为作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明显的优势。此外，即便是在狭义的军事语境下，孙子兵法主要还是针对陆战，而非海战。然而就军事战略而言，海陆之区别不容忽视。而且，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大多来自海上。这些当然也都是孙子兵法存在的局限。

那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孙子兵法，对于我们今天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所面对的挑战，有什么现实意义？

当今区域和全球秩序所面临的挑战

愚以为孙子兵法的大智慧在于其第12章之21及22节。

孙子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如此警句，值得深思。

我们不应忘记一战对于欧洲各大国之深刻影响。

孙子兵法之主旨关乎如何尽其法战胜另一个国家。

虽冲突和战争乃人之本性，但刚刚所引“安国全军”之道的却很好地说明了战争尤其是战败的灾难性后果。

这也正如孙子兵法开篇所警示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真乃振聋发聩之语也。

故曰，孙子兵法留给我们的最大智慧在于，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世界和平，哪怕让孙子兵法失去其用武之地。

此外，也如司马法所言，在军事准备之余政府治理的价值和美德同样重要。

我们应该要充分利用政治领导力和积极的外交政策来构建未来的新秩序，而不应该觉得冲突和战争之于人类的不可避免。

那最后，我就来谈谈，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我不相信历史宿命论。

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可以选择战争，或者和平。

当然，因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环境的不同，有些国家的选择会相对容易一些。

影响这些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当然还有文化历史原因。

这些选择，也受到我们对彼此的理解的影响，无论这些理解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

但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那么，在21世纪，这个属于亚太的世纪里，我们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将如何选择双方的未来、地区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他的理由很重要：要避免重复历史的错误，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 换言之，新兴大国可以避免和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6月的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议上，奥巴马总统也已经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同意中美应该一起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那么，接下来，如何在语言上概念化“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以使得其在中英双语中都富有意义本身便是一件关键的任务。

再者，如何在行动中落实“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以形成中美新的战略互动更是极具价值的巨大挑战。

但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承诺力和政策创造力，两者皆可达成。

当然，任务肯定艰巨，道路难免曲折；因为中美两国分歧众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也有很多不同的利益。两国哲学体系不同，概念范式有别。而且，中美在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也有很大差距。

我们必须承认并面对这些现实。但我们不应任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心态将我们导向经典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模式。

概念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一个概念体系以赋予其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对两国来说，都是如此。

美国历来重视外交政策文件。其外交精英们一直致力于如何向美国国内人民以及美国国际盟友解释其“对华政策”。

中国亦然。中共8600万余党员和政治精英们需要系统性、简单化的概念体系来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美关系过去40年的风风雨雨，我曾用“7C”理论来概括阐释：

co-existence, 

共存、

cooperation, 

合作、

contribution, 

贡献 （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

competition, 

竞争、

containment, 

抑制、

confrontation,

对抗、

and conflict, 

冲突。

如此概念光谱，从积极到消极，单一，或集合地，体现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中美关系。

但关键在于，这些概念词汇常常被中国或美国用来形容对方的行为，而非作为共同战略叙事的一部分。

我明白，美国的对华关系之概念体系十分复杂；中国的对美政策的概念体系也在不断演进。 

但一直以来，两者还未尝试过共同构建中美关系的概念体系。

当中国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在军事实力上在未来几十年逐渐趋近美国的时候，北京和华盛顿都迫切需要一个新的规则来完成共同的战略叙事。

如果缺少这样一个共同的战略叙事，那么中美两国难免渐行渐远。相对而言，如果存在一个这样的共同战略叙事作为两国交往的指导性原则，那么至少战略漂移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而且两国之间的合作也会大大增强。

如此战略叙事，而非泛泛而谈的外交辞令，将对两国关系的具体管控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强烈倡议中美共同构建一个足以容纳双方现实考量和未来可能，并在中英双语里都有意义且易理解的战略概念。

如下所列便是如此战略概念可以包含的实质内容：

•第一，在承认双方存在一定分歧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美之间有足够多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

•第二，中美可以也应当共同建设的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产品。

•第三，通过建设这些公共产品，中美可以逐步建立基于战略互信的新型双边关系。

•第四，如果通过双边关系中逐渐建立的战略互信，中美可以更好地管控并减少互相之间的战略互疑，以破除中美真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障碍。

•最后，长此以往，中美关系自然导向积极的变化。

就是说，中美应该：

•基于现实主义的基本考量

•合力建设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

•以促进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转变

用简单的标语来说，就是：

•现实

•建设

•转变

或者，更简单来讲： 

现，建，变。

这在学理上也可归纳为，“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如果中美不能基于现实主义的基本考量，合力建设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以促进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转变，那只能任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继续升级，最终难免导致危机甚至冲突。

可以说，罗列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最容易的。

最困难的事情在于如何提出方案来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

这也是我这一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核心关切：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找到合理可能出路。

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

概念化“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件事。

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框架付诸实践是另一件事。

基于中美之间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利益，两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以下我仅提出五项可能。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如我多次所倡议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中美合作领域。

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个次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在全球很多地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

当干旱和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以致农民不能耕种丰收，那就是严重的安全问题。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有机会一起合作拯救环境、拯救地球。

也许中美都不愿加入既有的议定书，但中美完全可以利用双边关系，平行互动，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新的多方协议。实在来讲，20国集团排放了世界上90%的温室气体。

我明白这其中的复杂性。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希望达成协议。

但现在的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变化，我相信中美完全可以合作建设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区域范围内，中美可以合作应对朝鲜半岛的去核化问题。

这其中的困难，我也明白。

我在首尔和平壤亲身经历。

我很清楚，美国和日本都不能接受一个有核的朝鲜。

我也相信朝核问题可以彻底解决。美国亦不愿意一直驻军在朝鲜半岛。

第三，从双边关系来讲，中美需要完成双边投资协议。

美国需要加快他们国内的政治进程。我相信，新的一轮投资热潮会拉近中美关系，也会促进商业繁荣。美国差强人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中国的投资。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而随着中美两国的经济往来日渐增多，互相之间的依存程度就越高，那么双方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概率就越小。

第四，从多边关系来讲，中美也可以合作以促进联合国系统的效率。

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分歧。

其实中美在安理会可以合作的内容很多。

尤其在非洲，以及其他很多中国贡献维和力量的地区。

另外，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和美国也可以合作。

我坚信，一个强有力、高效率、受尊重的联合国系统，符合中美的共同的利益。

最后，我建议在亚洲，我们也应该要一起建设区域性的机构和制度。

和欧洲不同，我们亚洲还没有一个泛地区的共同机构，来增强公共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减少历史纠纷、促进地区融合。

欧洲，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乱后，终于从1950年法国和德国共同建设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出了今天的欧盟。

这个历史进程，在过去的60年里，彻底改变了欧洲。

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还可能再发生战争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但在1945年之前，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相同的，美国，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区域大国，也可以在东亚峰会的基础上，建设一个亚太共同体。

我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发出过这个倡议。

我相信，在今天，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更加重要。

我们应该不断增进区域合作 —— 可以从区域内的危机灾难管控开始。

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需要深化合作，为了更好地应对可能将要来的下一个灾难。因为我们不知道下移在灾难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也不知会在哪里，但我们可以准备得更好。

这样的区域安全合作，在建设一个亚太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可以很有效地增加区域内的互信。

当然，除了上述五项内容，中美之间还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项目。

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是其一；

深化全球和地区反恐合作是其二；

共同在新兴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三。

同样的，对于安全问题的合作管控的程序化制度化也大有裨益。

譬如军方之间的建立相应程序及制度来管控海空冲突就很有益。

近来中国军舰舰长们与美军海军士官的互动就在美国军方饱受好评。

概言之，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项目不胜枚举，尽管有些容易，有些困难。

未来中美关系的转变

如果中美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我希望双方可以通过“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方法。

中美可以管控他们现实上的分歧。

然后，通过建设新的全球、区域、双边公共产品，来加强合作。

然后，从长远来讲，导向双边关系的积极改变，以确保区域和全球秩序的和平稳定。

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一个建设性的现实主义者。

如果中美可以在上述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长远看来，中美关系的积极转变是很有可能的。

正如不信任同样来自长期的敌意，信任会在惯性作用下与日俱增。

积极转变中美双边关系，大有裨益。

要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双边关系很难。

中美都会有很多问题。

很多中国的朋友觉得美国在衰落。

他们或许是对的，但对此我并不很确定。

美国人的自我纠错能力是惊人的，而且美国还在不断增长。一个充分融合的北美市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将在本世纪中叶，造就一个拥有5-6亿人口的市场。相较中国在2030年后将要面对的人口负增长，这是值得注意的。

无论未来如何，中美两个伟大文明应该携手共创世界的未来，还有亚洲的未来。

结语

如前所述，国家应该选择自己的未来。

我相信，中美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这也是双方努力寻找适合彼此的新的战略关系的原因。

如此战略关系的定义和语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在中文和英文里都能有效传达信息的语言和概念。

国际关系由英文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翻译之中丢失意思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现实主义的”，“建设性的”，“变革的”，这样的字眼。

这些在中英双语里，都是积极的说法。

现实、建设、变革。

放在一起来讲，就是：以建设性现实主义，导向积极渐进变革。

当然，这需要时间，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中国的政治智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螺旋式上升，有明确方向的过程。

这让我们想起邓小平先生30多年前描述的中国国内改革进程。

邓小平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

河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他也强调过河的过程，需要一步一步地尝试 。

正是这个伟大战略造就了今天的现代中国。

我相信这个政治智慧对于中国寻找在世界的位置，对于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都是有积极指导作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概括为如下24个字：

基于现实立场

建设公共产品

摸着石头过河

走向积极改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孙子兵法的智慧：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结合当下国际局势和时代背景，我想说的是：

兵者，国际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